茅海建戊戌变法专题研究的收官之作
潜入“深水区”“兜底翻”，穷究“貌孔心夷”的新学家——康、梁政治学术思想的核心及其底色
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
茅海建著
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书系
定价：98元，页，精装
ISBN：8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年4月
内容简介
在现代政治中，理论决定政策，其关系可谓紧密。戊戌变法堪称近代史的转折事件之一，它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有没有核心思想和成体系的理论？他们的思想资源从何而来？与改革的走向又有着怎样的关系？二十三年来，茅海建教授沉浸于戊戌变法，从点滴的档案释证做起，依次完成了厘清重要史事、鉴注核心史料、考察康梁以外最大的改革派——张之洞陈宝箴集团的多项工作，进入到戊戌变法的“深水区”——康梁的思想研究，通过文本与史事互证、由“由梁渡康”等方式，确认了在变法前形成的“大同三世说”的内涵及持该学说的康有为在政治上的权变、康有为派上层路线与下层路线并举的基本策略、康梁变法思想形似西学而主体仍为中学的本色，为戊戌变法史再添稳固的基石。
作者简介
茅海建，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多年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两次鸦片战争史和戊戌变法史，著有：《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詝》《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及戊戌变法研究的多部著作。
目录
自序
上编
论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
一、问题的提出
二、康有为早期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光绪十五年之前）
三、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前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
四、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三次上书、强学会与梁启超《变法通议》
五、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政策设计及其被采纳、实施的情况
六、结语
下编
第一章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
一、《古议院考》及其思想资料的辨识
二、《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大同三世说”中的“民主”
三、《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开民智”的方向
四、《论湖南应办之事》——通往议会的道路
五、结语
第二章康有为与进化论
一、康有为、梁启超回拒严复
二、康有为最初接触与言及“进化”
三、“大同三世说”与进化论
四、“发明”与“暗合”：梁启超与康有为的说法
五、《大同书》：进化与天演的背离
六、结语
第三章戊戌时期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思想的再确认——兼论康有为一派在百日维新前后的政治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
二、康有为弟子的言说
三、“保中国不保大清”与“自上”“自下”的变法方案
四、梁启超“自下”进行的思想革命
五、康有为的“自上”之路及其策略调整
六、结语
第四章中学或西学？——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之底色
一、问题的提出
二、“宋学义理之体”与“西学政艺之用”
三、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及桂林讲学内容的中、西学比例关系
四、梁启超的说法：“中学西学”“折中孔子”
五、结语
第五章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兼论《康子内外篇》的写作与完成时间
一、万木草堂中的口说：“洪水说”“地顶说”
二、《康子内外篇》中的说法：“地势说”
三、康门弟子的解读：“地运说”
四、结语
附编
第一章梁启超《变法通议》的写作计划、发表与结集
一、《时务报》时期
二、《清议报》时期
三、结集的过程与误读的产生
第二章梁启超《变法通议》进呈本阅读报告
一、收藏的情况
二、进呈本与抄本的内容核查及做出相关判断的理由
三、梁启超的意图
征引文献
自序
这本书的到来，完全是出自“计划”之外。
先是在年，我大体完成对“张之洞档案”的研究，准备回到宏观叙事的阳光大道上来，即对戊戌变法进行总体叙述。然尚有一项前期工作未进行，即对戊戌时期康有为以及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作一番清理。我准备为此花费一年或稍多一点的时间。
然而，这项工作进行了一年多，不但没有能完成，反而是被迫中止了。我遇到了两个问题。
其一、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所上条陈与奏折，提出的改革建策（即政策设计），看起来都是非常西方化的；但若涉及其政治思想，就不那么西方化，若再进入其学术思想，就会发现基本上没有西方化的内容，甚至是轻视、反对西方的。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从康基本“中式”的学术思想到有小部分“西式”内容的政治思想、再到看起来非常“西式”的政策设计，如此迂回反转的思想流变，又该如何理解并解释？
其二、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完成并出版了两部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其学说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所熟知。但是，两书的内容只表明了康的思考过程，而不是最后的结论；只会使康成为比廖平更极端的学者，而不会直接介入政治，尤其是高层政治。那么，康有为这般学术思考后所得到的最终结论又是什么？他不甘心于书斋与讲堂，致使他舞剑于政坛的原因又是什么？
以上的问题都属于思想史的范畴，我查阅了相关的研究，仍不能解决我的困惑。我的研究陷于瓶颈。
我长期研究政治史，对经济史与社会史虽有兴趣，但从未真正涉足。我从来也不去碰思想史，自以为“经学”与“西学”功力皆不足，尚不可去治晚清的思想史。然前途已到了尽头，不得不拐弯。我只能从政治史的老路上转过身来，脱鞋趟水过河，从头学习相关的基础知识，开始研究思想史。数年间也颇有“老来学吹打”之感受。
说起来也算是幸运。当我在瓶颈中不能转身时，看到了梁启超《变法通议》进呈本的图片。于是我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查阅该进呈本，先后完成了《梁启超〈变法通议〉的写作计划、发表与结集》《梁启超〈变法通议〉进呈本阅读报告》两文，也就是本书的附编。为准确说明《变法通议》进呈本的内容与意义，我又将戊戌政变前梁启超的全部著述重读一遍。虽说是重读，但心中已经有了疑问，结果是大不一样。让我感到振奋的是，我从梁的著述中看到了康此期的重要思想“大同三世说”。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初步揭示其“大同三世说”的思想，我仔细查阅了一下，一共是十一条，语焉不详。梁启超在后来的著述，如《南海康先生传》（）、《清代学术概论》（）中皆清楚肯定地说明康在戊戌时期已有“大同”思想，并称康亦有其著述；但因康在《大同书》的著书日期上“倒填日期”，人们对于梁的这些说法也是将信将疑。然而，从梁启超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等著述中，可以清晰无误地看到“大同三世说”的思想。由梁渡康，正好合璧。我由此写了《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即本书下编第一章。
康有为《我史》手稿本，国家博物馆藏
学术界称康有为受西方思想之影响，大多举“进化论”为最主要的论据，此中也牵涉到严复所译《天演论》的传播。我为此将康有为著述中的“天演”“进化”“竞争”的概念及其与“大同”思想的关联，大体查阅一遍，发现康本人并不了解西方“进化论”的真实含义，在许多地方更是望文生义。我由此写了《康有为与进化论》，即本书下编第二章。
完成以上两章后，大体可以解开我的困惑，我接手继续完成先前中断的研究——《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内容也大为扩张，即本书的上编。
此后的工作则是收尾性的。为了坐实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我又将《知新报》《时务报》翻阅一遍，从康有为诸多弟子的言说中再次看到了“大同三世说”，并理解了康党在戊戌时期“从上”“从下”两套策略及其具体操作。由此我写了《戊戌时期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思想的再确认——兼论康有为一派在百日维新前后的政治策略》，即本书下编第三章。
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自然有着两个面相，一个方面是“中学”，另一个方面是“西学”；学术界言其“西学”者不太重视其“中学”的主体（尤其是对梁启超），言其“中学”者也不注视其“西学”的真相。若将两者相较，又是以何为主？且康、梁的“西学”内容究竟为何？由此我写了《中学或西学？——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之底色》，即本书下编第四章。我对康有为早期著作的完成时间颇有困惑，疑康后来多有修改，更兼我在康有为的讲授记录中发现了一些奇特的学说，更能说明康在戊戌时期的知识水准与精神状态。由此我写了《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势说”——兼论〈康子内外篇〉的写作与完成时间》，即本书下编第五章。
从上可见，我的研究或陷于瓶颈或临于突破，跌宕起伏不定；写作时更无计划，走一步是一步，全无章法可言——“山一程，水一程”；“风一更，雪一更”——山水间光脚行走，思想的挣扎处处可见。到了最后结集时，我面对的是一堆各自独立的论文，并无严格的前后次序和融洽的逻辑关系，且叙说的内容多有重复。我也无法将之完全打散，重写一遍，于是分了上编、下编和附编，只是作了必要的文字调整。为了帮助读者之理解，我将本书的主要内容与思路，撮述于下：
一、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已经形成了“大同三世说”思想。根据康的说法，这一思想是由孔子创立的，藏于《春秋》《易》等经、传、史籍之中，以待“后圣”之解开。康正是“后圣”，凭借孔子学说之精神传受而有意于“创制立教”。
二、“大同三世说”的基本内容为“三世六别”：“据乱世”以“力”，多君制，又可分“酋长之世”和“封建及世卿之世”；“升平世”以“智”，一君制，又可分“君主之世”和“君民共主之世”；“太平世”以“仁”，民主制，又可分“有总统之世”和“无总统之世”（世界大同）。根据这一学说，清朝正处于“升平世”的“君主之世”向“君民共主之世”的过渡阶段；根据这一学说，“君主之世”的清朝必将灭亡，而成为民主国（“有总统之世”）；中国也必将消亡，而实现世界大同（“无总统之世”）。
三、康有为一派在戊戌时期的基本策略分为两途：其一为“从上”，即通过上书来影响光绪帝，建立“制度局”“懋勤殿”之类的机构，康本人将通过这类机构来操控变法。这也是康从《上清帝第一书》至“百日维新”期间诸多上书所采用的策略。其二为“从下”，即通过办刊物、讲学、办学会等活动向士子们宣传其学说（“康学”），以能扩大其思想影响力，为“创制立教”建立基石。梁启超等人的著述以及湖南时务学堂中的活动，可视为该策略的运用。
四、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时期所接触到的“西学”，主要是江南制造局、同文馆或传教士所译的西书及《万国公报》之类的刊物。他们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是不知情、不了解的。他们用中国传统的思想去解读、去理解西方政治学说的核心观念，如“议院”“民主”等等。他们认定孔子的学说是高于一切的，已经包括了西学的全部精髓。康有为本人始终没有理解达尔文的“进化论”。他在各次上书中看起来相当“西方化”的改革建策，也只有形似。
五、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说”“大同三世说”中特别强调孔子“口说”的意义，康本人也确实将其学说以“口说”传授其弟子。由于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许多著述今已不存世，而存世者或多有康后来的修改。若要了解戊戌时期的康有为，须得解读其弟子当时的著述，须得细究其弟子的听讲笔记，须得参考其弟子的再传授。我从康门弟子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和记录梁启超等人活动的《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中所获甚多，以致我在解读康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时，基本没有引用康的直接著述，而是主要依靠康门弟子的笔记与言说。
啰啰嗦嗦地写了以上的话，目的是自揭其短。本书之所言，我以为，尚不可以作为定论。
本书原拟题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集》，以示我研究的连续性。就研究方法而言，自然是考证，但所叙内容是否为“史事”？想来想去仍无把握。（思想自然能成“史”，但能否称为“事”？）由此而改题《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我这里所称的“戊戌时期”，以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为主，向前延伸到甲午战争之后，即战败后的中国朝野开始倡言“变法”之时。当然，对康有为本人的思想不免还须从头说起。我这里所称的“思想”，也有一些仍属于事功。本书引用清朝史料甚多，为避免纪年转换而造成的错误及行文混杂而引起的阅读不便，本书所言内容在清朝时期使用中国传统纪年，并在必要处夹注公元，在中华民国时期使用公元，外国亦使用公元。
从年年底起，我做了六年的思想史。目标似已达到，我也将回过头去重做政治史。六年中的顿挫顿进，又顿悟顿失，回旋转折反复，我个人的心态绝非可臻于“平常”，不免在行事与言辞上多有乖戾之处。由此敬请我的亲人、朋友、学生、同事与领导予以理解并原谅！也正是这段长达六年的生活中不显波澜、内心中颇多升降的日子，让我多次暗暗自问，历史是什么，历史研究的意义又在哪里？
茅海建
年12月于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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